【環球時報記者 丁雅梔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王曉雄 環球時報駐美國特約記者 姜華】4月27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了主題為“重振美國經濟領導地位”的演講。此次演講被一些媒體描述為“拜登政府的國際經濟綱領”“美國官員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講”。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此次演講標志著美國戰略和經濟思維的深刻轉變。西方多國媒體稱，沙利文的演講意味著美國將終結已經實施了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拜登政府將用“新華盛頓共識”代替以新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華盛頓共識”。美國希望建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雖然對于這個秩序的具體樣子，華盛頓自己也不清楚，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該秩序并非沙利文所說的“更公平、更持久，為我們自己和世界各地人民謀福利”的秩序，其底色和基礎一定是“美國優先”，通過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維持美國的霸權。

“拜登政府的國際經濟綱領”

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的演講雖然沒有提到新自由主義，但卻對這一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就在全球廣泛推行的政策大加撻伐。據美國Intelligencer新聞網報道，拜登政府認為，新自由主義導致美國工業基礎被掏空、在關鍵技術上的競爭力被削弱、對地緣政治對手的“危險性經濟依賴”、不斷惡化的氣候危機，以及嚴重的不平等。

(相關資料圖)

為應對這些挑戰，沙利文提出幾項措施，包括美國政府將在至關重要的領域進行長期投資；與伙伴國家合作，建立一個強大的、有韌性的、領先的技術工業基地，讓美國及其“志同道合的伙伴”能共同投資和相互依賴；超越傳統的貿易交易，建立創新的新國際經濟伙伴關系；用“小院高墻”來保護美國的基礎技術。

荷蘭萊頓大學美國外交政策專家高索普認為，“新華盛頓共識”有三大要點，包括美國不再強調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恢復了產業政策和保護主義；美國試圖重新構建全球供應鏈，試圖以“友岸外包”代替“離岸外包”，將戰略供應鏈集中于美國的盟國；美國挑起“經濟戰”。對于最后一點，高索普解釋說，沙利文曾表示拜登政府希望確保下一代技術為“民主國家”所用，為了保證美國的軍事和技術優勢，華盛頓正在將國際經濟體系“武器化”，阻礙其他國家發展經濟。

沙利文的演講受到西方多國媒體的廣泛關注。包括英國《金融時報》、美國“政治新聞網”等西方主流媒體都認為，這一演講意味著美國推行了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及外交政策時代已經結束。美國“政治新聞網”稱，拜登及其批評者一致認為，美國的自由貿易時代已經結束。

為美國奠定世界霸權的政策將被拋棄

“華盛頓共識”這個概念是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威廉姆森1989年提出的，指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全球政治和經濟秩序，倡導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減少政府管制等政策取向。土耳其《沙巴日報》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華盛頓共識”的兩大推動機構。

幾十年來，美國兩黨在國內外經濟問題上都主要采取新自由主義政策。不過據美媒報道，現在美國國內很多左翼以及右翼人士都對這一政策不滿。不少美國政界人士認為，在造成美國工業空心化、加劇貧富分化和不平等等問題的基礎上，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民粹主義上升和前總統特朗普上臺。此外，很多美國人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全球化讓中國等少數國家獲益，而這對美國“構成威脅”。高索普表示，美國政府認為，沙利文提出的上述措施不僅可以幫助美國應對中國的崛起，也可以幫助解決國內社會問題。

美國總統拜登，資料圖

作為從尼克松到奧巴馬都推行的經濟政策和戰略，新自由主義給美國帶來的利自然遠大于弊。CNN主持人扎卡里亞直言，美國政府非常虛偽。推行新自由主義，讓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在七國集團經濟產出中占比持續增長，美國各行業尤其是科技行業在全球居于領先地位。他舉例說，iPhone的制造線分布在六大洲數十個國家和地區，但絕大多數利潤進了美國的口袋。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國友表示，工業空心化等問題本質上是美國國內的問題，是美國國內改革遲滯、利益分化加劇、政策激化嚴重等因素導致的，需要美國在國內進行改革才能解決。他強調，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環境下，各種經濟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各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經濟中公共產業的成分都將被壓縮到最低限度，方便了美國資本的輸出和國際剝削。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源貨物和服務，而美國則向世界各國出口美元和金融產品以及不影響美國安全和競爭力的技術，美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間“中心—外圍”“消費—生產”的不平等關系進一步加強，美國成為世界金融體系的中心，而這為美國的長期霸權奠定了經濟基礎。

除了經濟利益外，美國通過新自由主義政策獲得巨大的政治利益。有學者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在新自由主義的背景下，西方世界完成了對蘇聯的“和平演變”。在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依然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藥方進行“治療”，一度造成貨幣飛速貶值、國際資本外逃、經濟出現負增長等惡果；拉美以及非洲多國在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后，也陷入嚴重的發展危機。新自由主義給其他國家帶來了災難，卻鞏固了美國的霸權地位。

對于“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他們的想法“很抽象”

“拜登政府幾個月來一直試圖埋葬自由貿易時代”，據“政治新聞網”報道，拜登團隊正在緩慢地將世界貿易組織轉變為一個反映華盛頓價值觀的經濟俱樂部，而此前世貿組織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機構之一。美國還尋求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新的經濟伙伴關系。《紐約時報》認為，美國去年通過《通脹削減法案》，標志著華盛頓對全球自由市場承諾的終結。該法案內嵌了數千億美元的綠色能源開支，在美國政府直接補貼企業的同時夾雜著“購買美國貨”的貿易限制。在一些評論人士看來，拜登政府的另一項標志性產業政策——《芯片與科學法案》，也標志著美國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終結。

拜登政府一直希望終結自由貿易時代，以構建新的世界經濟秩序，但卻尚未勾勒出這一秩序的基本輪廓。美國貿易代表戴琪曾表示，拜登政府將試圖圍繞“保護工人”建立這個秩序，以取代全球化的舊模式。沙利文在4月27日的演講中也表示，美國正在制定一項新的全球勞工戰略，通過外交手段促進工人的權利，該戰略將建立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中的快速反應勞工機制等工具的基礎上，該機制強制執行工人的結社和集體談判權利?！罢涡侣劸W”直言，拜登政府以工人為中心的貿易政策試圖顛覆現在的全球化，通過實施較高的環境標準以及給予工人更好的待遇，讓此前逐利的資本從工資低的國家和地區遷往工資高的國家和地區。有分析認為，與美國相比，發展中國家在工資待遇以及環境保護方面，自然優勢更少。

除了維護工人權益這一具體政策，美國政府對于“新的世界經濟秩序”的論述很少。“他們（拜登的智囊團）的想法最多也就是抽象的。”美國“政治新聞網”稱，沙利文將拜登的經濟愿景比作前衛建筑師蓋里的設計風格，“最終，我們建立國際經濟架構的方式不會像二戰后那樣有清晰的支柱，而是更像蓋里設計的建筑風格——結構和物質的結合”。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學者本森表示，蓋里的新博物館將于2025年在阿布扎比開放，其設計主題是由“故意凌亂走向清晰”。本森認為，這種“故意制造混亂”的經濟秩序現在正在逐漸形成，比如美國與歐盟達成的《全球可持續鋼鋁協議》。

有分析認為，美國所說的構建“新的世界經濟秩序”，是要跟其他國家聯合起來與中國競爭，重啟爐灶，建立“去中國化的全球化”，筑起圍堵中國的“小院高墻”。以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為例，它強調的不是開放、多邊、平等、互惠的自由貿易，而是建立由美國整合及主導的針對中國的“價值觀同盟”，明確將中國排除在外，鼓吹在供應鏈上與中國“脫鉤”。

不管美國想構建的新經濟秩序是什么樣子，它必然是“美國優先”政策的產物。卡塔爾半島電視臺認為，無論沙利文宣揚的是什么，他想建立的是一個首先為美國工薪階層和產業服務的世界經濟秩序，要有利于美國氣候問題的解決，有利于美國的“國家安全”。其次，這個秩序要為美國合作伙伴的利益服務，而這些伙伴的受重視程度將取決于它們在供應鏈以及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中的地位。最后，這個秩序才可能考慮到世界上其他國家。

“新華盛頓共識”并非共識

事實證明，想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并不容易。首先在美國國內，雖然在主導構建新的世界經濟秩序問題上，兩黨針對中國的方向和目標是一致的，但美國政界還沒有就“新華盛頓共識”形成共識。美國Intelligencer新聞網評論稱，如果沒有兩黨議員的支持，這種共識就不可能完全實現。如果共和黨贏得2024年大選，那么拜登的大部分愿景很有可能被推翻或被扼殺在萌芽狀態。

美國國內各行業利益根深蒂固，將堅決反對政府進行任何激進的經濟改革。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網站稱，華爾街作為信貸的發起者和經濟最重要的參與者，不會接受美國金融業輝煌的終結。軍工企業也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調整。扎卡里亞則認為，拜登政府希望加大對經濟的干預，但從歷史上看，這類干預行動效果并不好，企業會專注于游說政府而不是積極應對市場，補貼反而延緩了創新的速度。

在國際上，也沒有幾個國家愿意跟隨美國與中國“脫鉤”。高索普表示，“新華盛頓共識”將對世界其他國家造成負面影響。盡管美國財長耶倫表示，華盛頓將在“可能的情況下”與盟友協調行動，但是沙利文闡述的美國新國際經濟政策完全由美國制定，并沒有與盟友協商。此外，盟友還需要和受到美國財政補貼的行業進行競爭。華盛頓對“美國制造”的補貼會讓不富裕的國家更難發展自身具有競爭力的產業，迫使這些國家做出地緣政治選擇。如果拜登政府建設的新技術產業基地只有美國及其盟友才能進入，那么各國加入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將是享受好處的前提條件，但鑒于美國外交政策的多變性，印度和巴西等國可能不愿意因美國的承諾而調整其國內外經濟政策。

《紐約時報》稱，許多人把美國提出的新的世界經濟秩序看作地緣政治對抗的表現，而非出于自身利益的產業政策?！靶氯A盛頓共識”帶來的好處是否會像政府所宣傳的那樣也值得懷疑。有經濟學家認為，由于美國國內技術工人短缺，且反對增加移民數量，制造業工人總數不太可能增加，現有的工人只能在不同崗位之間流動。此外，由于政府對政治和安全的考量會發生改變，因此基于這兩個因素的全球供應鏈并不一定比基于經濟邏輯的供應鏈更具有韌性。

責編：夏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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