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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就“人口負增長時代”給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的觀察和研究?？瓷先]有“金融”“財富”這兩個詞，但是投資、從事金融財富管理行業的人對此應該有觀念上的轉變。

(相關資料圖)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最新的人口數據，它給我們揭示了一個最新出現的人口轉折點。過去的人口轉折點，呈現這樣一些變化——勞動人口在2010年達到峰值，之后會出現勞動力短缺、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生產率改善速度放慢以及資本回報率下降，導致經濟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相應減慢。這是2010—2019年的情況，我們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應對，所以是供給側的沖擊。我們現在看到的新的人口轉折點恐怕會帶來新的沖擊。

最近幾年我們不斷地對新的人口數據感到震驚。第一次是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低到1.3，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顯著低于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它的含義是什么呢？研究人口問題的人對此很清楚，這么低的生育率不是一天出現的，一定是多年、長期的結果。生育率低于2.1這個總體水平，也就意味著積累到一定時間，人口慣性過去以后，一定會出現人口的峰值和負增長。2021年的數據顯示，人口自然增長率已經低到0.34‰，這在統計意義上已經非常接近于零增長了。當然，通過民政部的數據修正可能已經是零增長。同時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4%，它的含義是什么呢？世界衛生組織有一個定義：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就叫作“老齡化社會”；超過14%就叫“深度老齡化社會”；超過21%就是重度老齡化社會，日本現在就是“重度老齡化社會”，我們大概10年以后進入這個時期。

這些結果的出現明顯早于聯合國2019年進行的人口預測，實際結果比聯合國2019年的預測提前數年。從一些數據中可以看到，我國人口達到峰值，老齡化超過14%都將早于預期。聯合國2022年做了新的預測，這個新的預測和現在的情況非常相似。

根據新的預測，大概在2022年或者2023年，中國人口將達到峰值，隨后進入負增長；同時印度的人口將超過中國，而且將來的差距會非常明顯，我們第一次不再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頭銜了。這意味著我們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這不是周期性的，不是稍縱即逝的，幾乎可以說是永遠的。同時，從2023—2035年，勞動人口大概每年以1.5‰的速度快速減少，比原來設想得還要快。設想一下，20——45歲這一最好就業年齡段的人口每年以四五百萬的規模在絕對意義上減少，同時老齡化加重，這是一個嶄新的情況，我們觀察到的情況都證明了這樣一個趨勢。

前文提到，過去10年經歷的人口沖擊是供給側的，導致經濟增長減速下行，我們把它定義為“新常態”。這個新常態是供給側的，可以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當時沒有需求制約的沖擊，但是這一次，需求特別是居民的消費需求，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制約。

人口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變量，過去不太被重視，因為大部分人關注的是短期的經濟波動，即周期性。如果從比較長的時間來看，大概在20年前日本的一個機構預測，長期經濟增長的唯一變量（等式右邊的變量）就是人口增長速度。日本的經濟增長，除了短期的波動，完全是隨著人口變化發生的。這一事實也證明了上述預測。

中國人口具有的三個效應對消費產生了不利影響。2010年應對供給側沖擊的時候，我們的需求結構進行了相應的調整，不再過度依賴外需、出口，也不再過度依賴投資，資本形成，逐漸轉向了“三駕馬車”的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成為最主要的拉動力。

過去，我們的人口和經濟增長是減速的，人口總量效應是導致消費低迷的第一個因素，人就是消費者，人口的增長速度慢了或者出現負增長，消費必然會受到影響。第二個是增長效應或者叫收入效應，經濟增長速度放慢了，收入水平的提高速度也一定會放慢，這些都直接影響消費。因此，人口的增長、人均GDP的增長和居民消費增長，三者是一致的，都是下行的，未來會出現人口的負增長，GDP的增長率還會更低。這些在相當大的層面上會抑制居民消費。

第三個是人口年齡結構效應。中國和發達國家在這一點上不太一樣。發達國家很多老年人的工資水平由其工作年限決定，年紀大了收入水平比較高，退休以后保障水平也還可以，甚至還有財富的收入，因此老年人一般比年輕人收入水平高，但是他們也有不愿意消費的傾向，所以在學界還有一個“退休消費之謎”的說法。中國沒有這種現象，因為中國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總體上低于年輕人。同時他們退休以后還會出現一些后顧之憂，為自己的孩子、孫子輩著想，因此更傾向于儲蓄，較少消費，所以消費力和消費傾向都比較低。消費支出水平是隨著年齡下降的，剔除醫藥支出后，老年人是支出水平最低的一個人群。從一個橫截面和個體看，老齡化越來越重，老年人的消費不足，總體會出現消費不足的傾向，這就是人口年齡結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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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越來越多國家出現人口負增長，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人們的生育意愿不強，短期內不生孩子會成為新常態，因此老齡化——人口負增長或人口停滯—會成為全世界的一個趨勢。對于預測，也有不同的觀點，查爾斯·古德哈特提出，在人口老齡化、勞動力短缺成為新趨勢的情況下，通貨膨脹會回來，我們會告別通貨緊縮時代。這很難說，現在看到的通脹是有原因的，中國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在出現過很高通脹的美國、歐洲及日本也沒有，它的根本原因還是供應鏈的問題，還是由原油價格等問題導致的，因此還有一批學者，比如勞倫斯·薩默斯很重視通脹，對美國的政策會提出批評，還有保羅·克魯格曼，歸根結底，他們還是認為通脹是過渡性的，是短期現象，長期趨勢—老齡化—還是讓世界經濟在較長期處于停滯狀態，長期的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可能導致高負債，這是全世界的趨勢。在中國，從未富先老的特征來看，我們預計消費是未來經濟增長主要的、常態的、持續的制約，這是我們必須轉變的觀念。

相應地，我們可以觀察經濟形勢，也可以觀察比較長期的經濟增長趨勢，從長期與短期、供給與需求兩側、宏觀與微觀三個維度的兩個層面，來看多種組合。實際上，人口沖擊可能是長期的需求側的宏觀沖擊，我們還要應對眼前的短期沖擊，新冠肺炎疫情還在影響經濟增長、復蘇，這主要是需求側的。而消費的問題可以從微觀層面來看，因此相應的，我們的政策取向應該是不斷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這會成為我們保持未來經濟增長合理區間的一個主要矛盾方面。過去10年，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如何提高和穩定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今后10年、20年的最主要任務是如何讓需求側因素來滿足潛在增長率，在實現潛在增長率的同時，應對短期沖擊也非常重要。

當把長期和短期的舉措放在一起觀察時會發現，它實際上和人口負增長時代是一個銜接點。

在人口負增長時代，國家的政策、企業的決策、個人的選擇都會發生一些關注點的轉變。我們都知道，人口在資源的動員、資源的配置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催化劑，人口的波動最終反映為不同的形態，因此人口負增長也就意味著資源動員的增量減少。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于資源的重新配置，我們講財富管理、講金融，過去可能是為了做大蛋糕，而未來則是為了更好地分配蛋糕；過去是為了動員，現在是為了配置以及重新配置。經濟增長的常態制約—從供給側到需求側的轉變，也是一個嶄新的挑戰，這個挑戰也讓我們在很多重大決策中做出新的轉變。

為什么我們也關注短期？因為短期會影響長期，短期不是沖擊性的、一次性的，也不是不留痕跡、不留疤痕的，而是很可能會留下傷痕，進而影響長期的常態。很多人在研究周期問題、危機沖擊問題的時候，發現了一個效應叫作“磁滯效應”，這是從物理學中借鑒來的。該效應是指每一次沖擊都會造成傷痕，這些傷痕使你回不到沖擊之前的常態，從而處于新的軌道上，這個新的軌道通常是一個較低的新常態。很多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長期趨勢都是這么變的，一次偶然的沖擊就可能讓變化提前到來，過早進入新常態，讓你沒有時間應對。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干擾了我們的就業、居民的收入和消費，而這種消費的不足也恰好遇到了消費成為經濟增長新常態制約的關鍵點，兩者一交匯就會留下疤痕，這個疤痕會導致磁滯效應?，F在講應對政策、講33條，比較多的還是著眼于市場主體。市場主體不僅僅是生產者，還有消費者，還有家庭，后者是決定需求能不能回升、經濟復蘇和長期增長可不可以持續的關鍵因素。

同時，為了應對當前的家庭消費不足、收入不足，為了應對長期的需求制約，歸根結底，政府要發揮更大的作用，也要調整政府作用的結構和方向。這些都要求政府有新的、更大規模的支出。

在一段時間內，我比較關注政府是不是應該增大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不是應該增大社會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我發現一個規律，從各個國家來看，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確實是提高的。早在多年以前，德國經濟學家阿道夫·瓦格納就得出這個結論，即“瓦格納法則”，并將其當作應該遵從的一般規律。根據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政府支出占比提高最快、達到它應有的水平是人均GDP達到12000——24000美元。這個區間就是中國從現在到2035年的目標，我們2021年人均GDP超過了12000美元。這13年的時間，我把它叫作“瓦格納加速期”，在此期間我們應該顯著地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時調整政府支出的結構，從直接的經濟活動中減少一些，更多放在社會保障、社會供給、社會福利方面。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也叫作“福利國家的建設期”，特別是從短期來看，給居民直接發錢、發消費券也是合理舉措，它本來就是政府履行這個時期特定職能的應有之意，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夠讓居民消費回歸正常，就難以實現真正的復蘇。

那么，這對于金融發展有什么含義？我雖然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是通過對前文分析進行歸納可以看出有以下幾個嶄新的變化，這是今后我們的金融發展、發展模式、運行機制、產品的創新等都應該考慮的新因素。

第一，供給側的制約到需求側制約的變化，哪怕設計最簡單的一個產品也都要考慮這一點。我們的金融創新已經達到了極高的水平，2008年次貸危機之前發生的事告訴我們，正面的、負面的都可以做到。隨著信息技術、數字經濟的發展，我們的能力進一步顯著提高，因此不論發展方向如何，我們都能夠有應對的辦法。但是你判斷方向之后，可能使的勁越大，失誤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財政的作用相對于貨幣政策在將來會更加重要，財政的支出方向也會發生變化。也就是說，財政的支出更貼近民生，更貼近社會福利。這些也會影響我們的金融和財富管理。

第三，市場主體本位—生產者經營者的生產主體到家庭本位—的變化。家庭是我們人口再生產的基礎單位，是消費的基礎單位，影響需求因素，因此這個變化可能也會對我們有所啟示。

最后一點，依據過去較大的收入差距，很多財富管理者把目光集中在中等收入群體上，但未來的中等收入群體相對中國14億人口來說還是較小的群體。如果從更長遠一點的角度看，未來這十幾年時間是我們實現基本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老年人、剛剛脫貧的農村人口、農民工等特殊群體，都面臨著從低收入群體轉變為中等收入群體的過程。這個轉變的過程也應該成為我們金融和財富管理的對象和盈利來源。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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