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項技術，中國領先世界；有一項技術，或許足以顛覆未來，這就是量子信息。如今，“墨子號”上天、“祖沖之號”實現量子計算優越性，一系列量子信息技術成果紛至沓來。

在量子信息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實際應用的過程中，彭承志和國盾量子“功不可沒”。

彭承志是科學家，他是“墨子號”衛星系統副總師；他也是一位企業家，任科創板上市公司國盾量子董事長；同時他還是一位老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資料圖】

在三重身份間“切換”的彭承志，當初為何選擇研究量子信息技術？他的回答是：“選擇時盡可能選個難的，對平凡的我們來說，捷徑往往就是歧途。”

選定了一個“難的”，彭承志33歲創辦公司，44歲帶領公司到科創板“敲鑼”。不過，看似一帆風順的創業生涯背后也有很多故事。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彭承志講述了他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以及他對資本市場、科創板的一些看法。

選擇科研：捷徑往往就是歧途

在科創板上市后，國盾量子被稱為“量子科技第一股”，其技術起源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研究中心的量子信息研究團隊。

2022年6月23日上午，《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來到位于合肥高新區的國盾量子總部時，彭承志已在辦公室相候。他給記者的第一印象，或許是科學家與教師屬性強于企業家屬性，彭承志并沒有“老板架子”，頗為平易近人。

“年少得志”的彭承志1993年17歲時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科大)近代物理系。不過，在大學里，彭承志一時仿佛失去了往日的風采。在老家衡陽，他在當地學生中出類拔萃，但在中科大，高手云集，擅長實驗而非考場的彭承志覺得自己并不出眾。在惆悵中完成本科學業后，1998年，他決定南下深圳工作。當時，他所從事的就是單片微型計算機(MCU)等物聯網設備的研發。這也是2021年“缺芯潮”中最火熱的品種。

在深圳工作的一年多時光不僅讓彭承志找回了自信，也找到了他的方向，“做著做著就覺得這個工作自己很容易勝任，但是沒有挑戰性的也不是自己想要的。后來想一想，覺得這么(下去)沒意思，所以還是回中科大讀研。”

不愿意做簡單的事，尋求挑戰性，是彭承志想要的，“盡可能選個難的”——去做科研，去挑戰人類知識的邊疆。

到了中科大，彭承志如何與量子信息結緣了呢？

1999年，彭承志開始讀研，這個時間點正好趕上量子信息技術發展的黃金時期。“2000年左右，國外量子信息的發展，開始從理論進入實驗領域。”

真正與量子信息結緣，還得從他的博士生導師潘建偉說起。潘建偉1996年從中科大碩士畢業，遠赴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量子信息領域的開拓者塞林格。

在奧地利，潘建偉與塞林格有過一段經典對話。第一次見面，塞林格教授問道：“你的夢想是什么？”潘建偉脫口而出：“我想在中國建一個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實驗室。”

潘建偉確實是這樣做的。1997年，一篇名為《實驗量子隱形傳態》的研究論文在《自然》雜志發表，該成果被公認為量子信息實驗領域的開山之作。潘建偉正是論文的第二作者，論文實驗數據的測量和處理主要由其完成。

隨著國外量子信息理論研究火熱，國內也逐漸重視起來。1998年6月，張永德教授、郭光燦教授牽頭發起我國第一次關于量子信息的香山會議。

2001年，潘建偉帶著他的夢想回國籌建量子實驗室，機緣巧合下，彭承志成為第一批跟隨潘建偉籌建實驗室的博士生。

當說到需要通過太空實現長距離傳輸時，外界往往認為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彭承志問潘建偉：“這個事，實現了是不是挺牛的？”潘建偉想了想，很肯定地回答：“肯定牛，是世界上最牛的，至少是之一。”

帶著這樣的信念，彭承志和其他團隊成員在合肥大蜀山山頂開始了第一個實驗，于2005年實現了13公里的量子糾纏分發。這個傳輸距離超過大氣層的等效厚度，從而證實了遠距離自由空間量子通信的可行性。

2006年，中科大團隊率先實現100公里誘騙態量子密鑰分發實驗，從此打開了

轉化成果：以科研促產業發展

在中國量子研究剛剛起步的同時，發達國家已有學者、企業開始探索量子保密通信技術的實際應用。2005年、2006年，美國和歐洲分別推出了軍民兩用量子密碼系統和量子密鑰分配系統。

如何讓事關國家主權信息安全和未來科技競爭的量子通信技術能更快地投入實用？如何讓科研帶動產業，以產業促進科研？這是團隊面前的又一個關鍵問題。

2009年5月，在國家鼓勵“科技成果轉化”的號召下，國盾量子前身安徽量子通信技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量子有限)正式成立。

起初，國盾的創業團隊只有十幾個人，包括時任中科大教授的潘建偉及其學生彭承志、趙勇，以及剛從中科大物理系畢業的幾位學生。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區“留學人員創業園”內的一間小小辦公室里，誕生了國內第一家量子技術產業化公司，從此開啟中國探索量子科技產業化的道路。

經學校(中科大)同意，自2009年起，彭承志兼職擔任了量子有限董事長，從事量子信息科研成果轉化工作。

彭承志的經歷是否有助于其從事科研成果轉化工作呢？“可以這么說，每個人的經歷決定了他的視野。”彭承志回答道，在深圳的一年多時間，是他第一次走出象牙塔，進入商業社會。

“(在深圳)第一次接觸到工業界，第一次接觸到商業邏輯。即所有的研發、制造、創新，都是為了盈利而生的。為了滿足客戶需求，它并不僅僅追求為了創新而創新，不(盲目)追求更好的技術，而是在已知的技術中追求更好、更便宜的，以及更有效地滿足客戶需求的技術。”彭承志進一步補充。

左手科研，右手產業。彼時的彭承志，一邊負責企業事務，一邊還得承擔國家重大科研項目“墨子號”的研發任務。

回顧“墨子號”研發過程，彭承志講述道：“本身技術就很難，同時也是從基礎科學跨界到工程領域，相當于進入一個新的領域。此外，科研人員和工程人員之間也存在誤解。科研人員覺得搞工程沒有一點創新性，就是重復實驗；而搞工程的又覺得科研人員靠一個點子混日子。”因此，如何融合兩種文化也是一個難題。

如何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墨子號”上天兩年后，彭承志在社交平臺發文總結了三條：1.選擇時盡可能選個難的，對平凡的我們來說，捷徑往往就是歧途；2.堅持就是勝利；3.科研圈女性比例太低了，需要對女生更友好些。

從0到1:科創板給與大激勵

說起國盾量子，資本市場最為深刻的印象之一，或許是上市首日的10倍漲幅。而在科研圈，國盾量子成功IPO，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科研人員會思考，他彭承志平時也是跟我們一起開會的嘛，突然就身家過億，憑啥我們不行呢？國盾量子登陸科創板，也激起了科研人員的創業熱潮。

目前國際環境紛繁復雜，國內先進產業發展也遇到種種阻撓。

“目前面向市場的創新主體，不在高校，不在科研院所。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高校、科研院所的水平不行。人類知識的邊疆還是在高校和科學院，技術能力和原理這些，科研人員看得很清楚，做得更強。但是他們不會去考慮將科技成果轉化。”

彭承志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分析：“科技成果轉化，科研人員不投入精力的話是做不好的，但投入精力去做的時候，面臨的是什么？這需要分散科研的精力，在科研方面投入精力，收益是看得見的，就像是定期收益。但做企業不一樣，科研人員投進去的精力，(能有多少)收益完全不確定，有可能完全歸零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科創板的設立，在資本市場打造出一個未來科技成果轉化持續輸出的平臺。科創板也有效地召喚了許許多多科研人員去創新、創業。比如科創板設立、國盾量子上市之后，有多少科大系企業創立，光量子領域就誕生了一大批企業”。

“科創板的設立，以及像國盾量子上科創板，對體系內科研人員觸動是非常大的。這也是科創板帶來的真正意義。”彭承志強調。資本市場的表現，激勵了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進行科技成果轉化，從而推動科學技術發展。

在攀登科技高峰的道路上，彭承志和他的團隊別無選擇，如若不選擇最難的，又將如何領先世界？而他和他的團隊，在科研、科研產業化的道路上，也離不開科創板的支持。

“個人只是時代的映射，個人成長、公司成長、行業成長是融在一起的。科創板給了我們這種‘從0到1’行業企業一個機會。”彭承志說。

具體而言，“量子科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前沿領域，因此國盾量子的研發投入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資本市場的支持讓公司可以進一步加強關鍵技術布局，實現了量子保密通信核心器件的自主可控，并加大了量子安全在移動通信、電力、金融等領域的研發和應用推廣。”

此外，“在資本市場的關注下，國盾量子和量子信息產業的知名度獲得了極大提升，為公司和行業進一步拓展市場、尋找合作伙伴提供了助力，促進了量子信息技術與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現代ICT技術的廣泛融合。”

在公司治理方面，科創板也對國盾量子助力良多。彭承志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介紹：“上市后的國盾量子作為一家公眾公司，不斷完善治理結構、努力開拓市場，保障全體股東權益，形成科學有效的職責分工和制衡機制。在充分保障股東利益的前提下，公司按照收益與貢獻匹配的原則，通過股權激勵等實現核心團隊長效激勵，將股東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團隊個人利益結合在一起，保證公司的長遠發展。”

走向實用：安全就是價值所在

網上常有人調侃：“遇事不決，量子力學。”量子信息是什么？它與量子力學有何關聯？未來有哪些應用方向？

量子信息是一個量子力學與信息科技交叉學科。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量子調控技術飛速發展，量子信息具體應用分為三部分——量子通信、量子計算、量子測量。該領域的迅猛發展也標志著第二次量子革命興起。

目前，量子信息行業發展最成熟的當屬量子通信。推向市場的產品中，主要是量子密鑰分發。彭承志解釋：“量子密鑰分發，送的是‘密碼本’，而不是做信息傳輸。與經典通信不同，使用傳統的通信方式去傳遞密碼，都有可能被竊聽。而使用量子方式是不可能被竊聽的。”

事實上，隨著超算、量子計算機的發展，傳統密碼的“公鑰”可能會被突破。國盾量子項目總監周雷表示：“數學家已經設計出一些量子計算的算法，專門用于破解公鑰。雖然現在還沒有這么強大的量子計算機，但萬一強大的量子計算機誕生，現行的公鑰體系便存在風險。”即使在超強算力出現前，也有“現在存儲，未來破解”信息的風險。

而采用量子密鑰分發技術保護的信息傳輸是非常安全的，甚至是原理上“無條件安全”。如果說量子計算機是破解“公鑰”密碼的“最強之矛”，那么量子密鑰分發便是守護通信安全的“最強之盾”，即使拿“最強之矛”，也無法破解“最強之盾”。

這便是量子通信的價值——安全。

國盾量子已開始利用量子通信“安全”價值，尋求把量子通信技術與信息安全技術結合起來。“我們必須聚焦于將量子通信技術與信息安全技術的結合，提供這樣的技術，去滿足客戶的需求，滿足市場需求。”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國盾量子看到了諸如使用量子技術的電子印章、訊飛安全本、量子安全超級SIM卡等產品。

量子信息另一個為人關注的方向是量子計算。在量子計算領域，“量子霸權”這一概念尤為重要。2019年，谷歌宣布使用量子計算原型機“懸鈴木”實現“量子霸權”，即對某個問題，量子計算機超過最強的經典計算機。

后來，“量子霸權”又被業界換了一個溫和的名字——“量子優越性”。國內在超導計算機領域實現“量子優越性”的當屬“祖沖之二號”，其實現了對“量子隨機線路取樣”任務的快速求解，求解速度比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快1000萬倍以上，計算復雜度比谷歌公開報道的53比特超導量子計算原型機“懸鈴木”提高了6個數量級。

“祖沖之二號”由中科大潘建偉、朱曉波、彭承志等組成的研究團隊與中國科學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合作打造。國盾量子則是聯合研究團隊中唯一的企業參與主體。在“祖沖之二號”量子計算優越性實驗中，國盾量子在室溫電子學系統搭建和維護方面為研究工作提供了支持，包括公司董事長彭承志在內的多位研發人員是相關研究論文的署名作者。

彭承志表示：“服務國家市場需求是我們的底色。我們在量子計算領域服務了‘祖沖之二號’，給學校(中科大)那邊解決一些問題，同時給市場提供量子計算機的相關儀器產品。”

雖然在研發上取得進展，但在經歷上市之初的“紅火”后，如今量子信息技術在資本市場并不熱。

不過彭承志認為：“現在量子通信確實不是熱門概念。這是好事情，只有量子不再神秘，才說明技術真的走向千家萬戶。另一方面，目前國盾量子也是量子計算行業的領軍企業，這是基于我們在量子信息研究和產業化的積累，以量子計算產品和技術服務于各高校和科研企業。”

科學家、董事長、教授三重身份“切換”，科研、產業兼顧，在職業生涯的抉擇上，彭承志“選個難的”。如今，在讓量子技術走向千家萬戶的征途中，彭承志還在路上。

標簽： 資本市場 量子計算機